新晋网红“良渚”竟和温州有这样的渊源

  这几天，你的朋友圈是不是被“良渚”刷屏了？

  7月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宣布，良渚古城遗址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已达55处，位居世界排名前列。

△良渚古城遗址

    良渚古城遗址有力地将中国的文明推到了5000年前。一时间，“良渚”成为网红热词。

  伴随着“良渚”热，温州与“良渚”的深厚缘分，也逐渐为世人所知：

  为“良渚文化”命名的，就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温籍考古巨擘夏鼐。

什么是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是环钱塘江分布的以黑陶和磨光玉器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1936年首先发现于良渚而命名，距今5300—4000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网对良渚古城遗址的介绍是这样的：

位于中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的良渚古城遗址（约公元前3300-2300年）向人们展示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一个以稻作农业为支撑、具有统一信仰的早期区域性国家。该遗址由4个部分组成：瑶山遗址区、谷口高坝区、平原低坝区和城址区。通过大型土质建筑、城市规划、水利系统以及不同墓葬形式所体现的社会等级制度，这些遗址成为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

过去，国外学界曾长期认为中国只有大约不到4000年的文明发展史。良渚古城遗址向世人呈现了一个文明古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世界，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

良渚古城遗址是怎样被发掘的？

1936年，杭州古荡老和山出土了一些石器。当年5月底，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今浙江省博物馆前身）和吴越史地研究会合作对遗址进行试掘。在西湖博物馆从事地质矿产工作的施昕更敏锐地发现，有几件器物看上去很熟悉，尤其是一种长方形有孔的石斧，他在良渚一带见过。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

施昕更在得到馆长董聿茂的同意和支持后，开始主持对良渚遗址进行正式的田野考古发掘。11月，施昕更在良渚镇附近的干涸池底，发现了一两片“黑色有光的陶片”，这个重大发现令他激动不已。

从1936年12月至1937年3月，考古发掘共进行了三次，获得了大量的石器、陶器等实物资料，同时经调查“发现了以良渚镇为中心的十余处遗址”，从科学发掘的角度确认了良渚一带存在着远古文化遗存。随后，施昕更完成了《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

1959年，夏鼐先生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名称。

温州走出的考古巨擘夏鼐

夏鼐从省立十中（温州中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在陈寅恪、钱穆、蒋廷黻等学者的指导下，打下了深厚的史学基础。

1935年，他远渡重洋到英国伦敦大学留学，师从著名的考古学家格兰威尔教授，获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求学期间，他参加了当时代表世界先进水平的英格兰坦彻斯特地区梅登堡山城遗址、埃及艾尔曼特遗址和巴勒斯坦杜隶尔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不断的实践，使一名学子成长为一位学贯中西、经纶满腹的大学者，为日后新中国的考古事业发展撑起了一片崭新天地。

夏鼐先生担任中国考古研究所所长达20年，生前荣获英国学术院、德意志考古研究所、美国国家科学院等七个国家较高学术机构颁发的荣誉称号，人称“七国院士”，是中国学术界接受外国高级较高学术机构荣誉称号最多的学者之一。

夏鼐与“良渚”的渊源

夏鼐与“良渚”的渊源颇深。良渚遗址被发现后，当时因为种种原因，考古学者并未采取“良渚文化”的说法。后来随着江浙一带的诸多文物在考古发掘中出土，有学者逐渐意识到良渚应当属于独立的文化体系。

1957年，夏鼐在《浙江新石器时代文物图象》的序言中指出，良渚等遗址出土的遗物有其独有特色。

1959年，随着史前遗址的发现越来越多，文化的命名问题便凸显了出来。为说清这一问题，夏鼐写作了《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和《再论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二文，迄今仍是考古学文化命名的教科书。夏鼐先生指出，考古学文化中的“文化”为“某一个社会（尤其是原始社会）的文化在物质方面遗留下来，可供我们观察到的一群东西的总称”。

1959年12月，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文物考古队队长会议上，夏鼐提出了“太湖沿岸和杭州湾的良渚文化”这一说法。

施昕更与温州

施昕更（1911-1939），浙江余杭县良渚镇人。1926年中学毕业后，考入浙江省立高级工业学校艺徒班，并得到了敦煌艺术专家常书鸿的指导。

1929年，施昕更担任西湖博览会的讲解员，因为工作出色，进入西湖博物馆工作，不久任自然科学部地质矿产组助理干事，走上了考古之路。施昕更完成了《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后，发掘报告一度因抗战中断印刷。1937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施昕更携带报告原稿，随西湖博物馆迁往浙南。

1938年3月，施昕更投笔从戎，来到温州后，担任当时的瑞安县抗日自卫会秘书，投身抗日宣传。《浙瓯日报》是当时温州发行的报刊，主要报道永嘉、瑞安、平阳一带的新闻。每逢有关抗日重大事件，抗日自卫会都会进行纪念宣传。施昕更在瑞安一年多时间里，为宣传抗日做了大量的报道，数量有百余篇。

施昕更的孙子、良渚遗址管理所副所长施时英回忆：“原来那份报告由于战火原因，部分内容丢失。爷爷到瑞安后，对其进行了补充、撰写、整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份报告，是在瑞安完成的，可以说，瑞安是这份报告的诞生地。”在瑞安的那段时期里，施昕更历经万难，终于把有关良渚文化最早的发掘报告一书印刷出版。

在卷首语末尾，施昕更特意标注：“昕更志于瑞安”。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的个人照片

1939年5月，施昕更不幸感染猩红热加腹膜炎，患病后，瑞安县县长兼抗卫会会长吕律非常重视他的病情，安排医院，并找当地较好的医生为他看病。当时因战事紧张，药品奇缺，虽经多方努力，施昕更还是不幸病逝，年仅28岁。

来源：温州鹿城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