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最年轻城市”运营近600天 基层治理走出新路子

4月25日，龙港“镇改市”整整19个月。

当下，这座“浙江最年轻城市”不仅透出蓬勃气息——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达316.4亿元，增速列温州第四；更让人感受到一种“神奇”——机构数量和人员编制仅为同类县（市、区）的40%，县域要做的工作却一项不少；不设乡镇、街道，但镇街该有的职能照常运转；所有村民就地市民化，两种身份可以“无缝”切换。

为改革而生，因改革而兴。龙港还肩负一项重要使命——探索小城市基层治理新路径。

近600个日夜过去，龙港改革取得了哪些进展？还有哪些难题待突破？记者和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浙江大学城市治理研究所的专家来到龙港，问道“治理”。

破解大部制“人少事多”难题

模块化管理、一枚印章管审批

一枚硬币有两面，实行“大部制”改革的龙港，同样要面对“两面”：一面是机关单位内部趋向统一、精简、高效，另一面则是对上衔接过程中，遇到“人少事多”的无奈。

“我们局48名干部，要对应温州市8个局、97个处室，平均一名干部要对应上级2到3个处室。”龙港市经济发展局局长温从明说。

事实上，这是龙港市党政机构普遍面临的挑战——“人少事多”的矛盾日益显现。

“大部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高效率，也只有高效率，才能解决‘人少事多’的矛盾。”龙港市委组织部部长潘健说。

一种全新的机构运作方式——大部制模块化管理，正在龙港稳步推进，推动管理和服务从大融合走向精细化，成为破题关键。

以服务企业为例，所谓“模块化”，对上，由一个科室对应上面一个机关局，变成一个模块对应上面多部门的一类业务；对下，由多科室对应一个企业的多个业务，转向一个模块对应一个企业的多种业务，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比如规上工业企业找产业发展模块，规下工业企业找培育发展模块，就能办理企业所有的相关事项。”温从明举例说。

在龙港市农业农村局，原先“8个科室+2个直属单位”的格局，被27个工作模块所取代。由于水利专业的“底子”，原局办公室办事员陈得生，被任命为水资源水保模块负责人，拥有非重大业务决策权、重大业务建议权以及跨层级汇报权。有了展示能力的新平台，他干劲满满。

“模块化的效果，相当于我们局的科室负责人从10名增加到了27名。”龙港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高友杰说，模块化有效破解“一对多”问题，还增加了机构内部的扁平化程序，提升了工作效能。

如果说“模块化”把职能部门的运作效率发挥到较大，那么“一枚印章管审批”改革，则把审批的集成高效做到“优质”。

最近，温州银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华成拿到了施工证。“从拿地到拿施工证只用了58天，以往起码要3个月。”刘华成说，对房地产开发公司来说，效率就是红利。

这份“红利”，正是得益于龙港“一枚印章管审批”改革。作为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省级试点，龙港将分散的1129项行政许可审批事项，集中划转至市行政审批局，实现全省排名前列全领域“一枚印章管审批”，并通过流程再造压缩审批时间50%。

“这体现了一种整体性政府理念。”浙江工商大学校长、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郁建兴认为，以往通过物理整合等方式才能实现的整体性治理，在数字时代完全可以通过流程再造和数字技术来实现。龙港市要推动改革发展，关键是要坚持整体性原则，在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社会的实际效果上下功夫、多创新。

消失的片区和新生的社区联合党委

建立“三位一体”治理架构

两个月前，林大阔的身份还是白沙片区党工委书记。不过现在，他是白沙排名前列社区联合党委书记。

头衔的变化，意味着经历变革。

今年3月，龙港在全市成立26个社区联合党委，同时对应成立26个社区联勤工作站和社区综合服务中心。而在设市之初就设立的9个片区，在运行了1年多后被取消。

这次大刀阔斧的改革，再次显示出龙港实行市直管社区的决心。

龙港的“新”，其中之一就是不设乡镇街道，由市直管社区。在这里，社区党组织书记可以直接到市委书记办公室汇报工作。这听起来很新鲜，背后是龙港按照扁平化要求，实行新型“市-社区”二级基层治理模式。

尽管2019年行政村规模调整后，全市199个村居缩减至102个村社，公共服务需求仍然量大面广，市直管“鞭长莫及”。于是，片区应运而生。

龙港市基层治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金珍敏介绍，龙港把村社划分成9大片区，设立相应的片区党工委，每个片区党工委又对应一个片区社会服务综合体。不同于街道办事处，片区不是一个行政层级，市级部门力量下沉到片区，更好地履行管理职能，就近服务群众和基层。

“撤镇设市以来，9个片区党工委在抓改革、强治理、攻项目、优环境、促稳定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龙港市委书记郑建忠表示，但从实际运作看，仍然存在一定的层级和乡镇、街道的影子。

小修小补，还是推倒重来？问题的答案，考验改革者的魄力。

经过充分论证，龙港市最终撤销片区、组建社区联合党委。用郑建忠的话来说，这正是在改革进程中不断发现问题、通过创新举措来解决问题的体现。

眼下，社区联合党委、社区联勤工作站和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三位一体”的机制，使服务更加贴近群众，响应更加及时，处置更加高效。

这方面，林大阔感触不少。这段时间，他正处置一起小区安置房建设纠纷，主动沟通对接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行政审批局、社区和房屋开发商等。“之前片区党工委分3个网格，有3名治理专员，我主要负责统一协调。但现在，我也是治理专员，也要直接为老百姓服务。”

另一个明显的改变是，社区联合党委、社区联勤工作站和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就在社区办公。

湖前第二社区联勤工作站就设在下垟郑社区办公楼里。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忙而不乱。湖前第二社区联合党委副书记周锡礼介绍，工作站由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公安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等机关干部和社工等合署办公，“比如要检查违法占道经营情况，大家开个碰头会，15分钟内就能拉出一支队伍上街巡查。”

市直管社区，如何更高效进行治理、提供公共服务？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浙江大学城市治理研究所所长吴结兵认为，从政府治理角度，要根据人口规模和服务半径科学设置基层治理单元，实现便捷的公共服务和有效的执法监督。

正是基于此，成立社区联合党委前，龙港市做了充分考量，以建成区3万至4万常住人口、非建成区1万至2万常住人口为服务半径，将辖区划分为26个基层治理单元，建立“三位一体”的治理架构。

一面深挖内涵，一面拓展外延。龙港市通过政府职能向社会转移，更好地服务群众和企业。按照“政府可转移、社会力量可承接”原则，龙港市梳理建立政府职能转移清单154项，把环保管家、城市管家、安全管家、田园管家等76项首批事项有序转移给行业协会、社团组织等社会力量，加速政府转型、瘦身、提效，打造县域“多元共治”的龙港模式。

一张智网管全域

数字化让农民城迈向现代城

15个党政机构、1个群团部门，机构数量和人员编制仅为同类县（市、区）的40%，还不设乡镇街道，要管好近184平方公里、48.5万常住人口。这在以往，简直是天方夜谭。

但现在，一切皆有可能。

无论是立足系统集成的大部制，还是力争高效协同的扁平化，在以往看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正是有了整体智治的数字化改革作支撑，仿佛打通了任督二脉，一切显得水到渠成。

“龙港的改革遇到了数字化时代，数字化改革是解决龙港改革问题的必然路径。”郑建忠说。

龙港在温州率先实施“一张智网管全域”改革，打造龙港城市大脑，数字赋能社会治理。

在城市大脑的数字大屏前，总体态势、城市管理、公共安全、经济发展的各项数据时时跳动、一目了然。城市大脑目前构建起8大支撑体系和X个领域应用，汇集2500余万条数据。

依托龙港市政务客厅，龙港通过提高网办、掌办效率，结合线上线下使政务网格化。对当地老百姓来说，以前90%以上的个人事项可以在片区解决，现在90%以上的个人事项真正在社区解决。

惊喜不止于此。

华中社区距离龙港城区10余公里，是一个有3000余人口的社区。这里有物流园区、驾校，有300亩农业生态观光园、700亩美丽田园、447亩滩涂等，可谓“家大业大”，与8名网格员的数量形成鲜明对比。

但自从有了一块“大屏幕”，人手不足的问题迎刃而解。

这块大屏幕叫华中智慧社区系统，涵盖了高空巡检、水质监测、危房监控、智能垃圾桶、智慧农业、网格联动等9大功能模块。

“路边有桂花树倾倒，请前去查看。”日前，工作人员卢婉珍打开网格联动模块，点击发起视频会议告知就近网格员郑莉莉。郑莉莉在手机上收到“派单”后，立即实地查看，重新栽种好桂花树。半小时后，系统收到了她上传的办结信息。

而点开危房监控模块，每一栋危房都在监测之中。在华中社区振华路有一栋砖木结构的老房，70余岁的黄张兰独自居住。在老人客厅的墙壁上，装了一个小黑盒子，一旦倾斜度异常，立即向系统发送警报。“有了这个东西，子女放心，我也安心。”黄张兰说，等社区里新一批集聚房建好后，她就搬去新房里住，现在这个小盒子就是她的“护身符”。

华中社区党总支书记冯亦科说，社区正打造高效便捷、全面覆盖的智慧应用服务体系，实现基层治理信息“人、房、企、物”的全覆盖。

“龙港以数字化改革为‘一号工程’，差别化推进智慧社区建设，拓展托幼养老、消防安全、出租房管理等基层治理一体化场景应用系统，形成更精准的信息闭环应用。”郑建忠说。

郁建兴认为，数字化改革是解决大部制、扁平化面临问题的关键，也是解决行政审批、综合行政执法等社会治理问题的关键，“通过平台化政府的各种应用场景，龙港在直接向社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上大有可为。”

而今，龙港的目标已然明晰：全面推进数字化改革先行先试，全力打造业务价值高、综合集成强、具有龙港辨识度的十大特色应用场景，加快建设成为整体智治示范区。

龙港的未来，未来的龙港，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