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王”被抓前后的温州奇迹!苍南人的惊世创举

来源:秦朔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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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初，张爱玲席卷行囊，从上海坐船到浙东，千里寻夫。

她思夫心切，船还未靠岸就站在船头遥望，觉得这座城“就像含有宝珠在放光”。

20天后，这位风华绝代的才女却以独来独回的方式，对着瓯江的滔滔黄浪，涕泣离开。

这座城市，就是温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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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城的尴尬

温州城是坐南面北的一个城市，沿瓯江南岸而建，往东就是浩瀚东海。

北宋时，瓯地因造船业兴起而颇为繁华，被唤作“小杭州”。至明、清时，温州因国家的海禁政策而凋敝冷落。

1949年之后，沉闷了数百年的温州并没有迎来新生，“50年代是前线，60年代是火线，70年代是资本主义黑线”，这句曾流行一时的顺口溜说出了温州城的尴尬和温州人的郁闷。

丨温州

温州三面环山，偏居浙东南一偶，处于离台前哨位置。长期以来，国家除了军事战略角度考虑外，经济建设投资基本不予考虑。

直至1989年，温州仍是沿海14个开放城市中少有一个既不通铁路，也没有机场的城市，乘船成了主要出行方式。

温州人因此无奈感叹说，“温州，温州，只有水（方言谐音同“死”）路一条”。

丨温州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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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人尝到金钱血腥味

但也因为水路，走私狂潮泛滥，席卷了几乎整个温州，覆盖了此后温州商品经济最为繁荣的乡镇，如柳市、金乡、鳌江等地。

一艘一艘走私渔船把境外的服装、小家电、小五金等偷运进来，在偏僻的小码头形成走私交易市场。当时，温州全市有大小走私市场17个。

名表、计算机、涤纶布、收录机、电视机……这些走私货便成为了“文革”后排名前列代稍成规模的商品集贸市场的重要来源之一，那些背着这些商品四处兜售的温州人成了改革初期的排名前列代商人。

丨温州商人

不管是否认同，走私活动推动了当年东南沿海乡土经济的萌芽，全民参与让商品意识极度扩展，也让很多人完成了灰色的原始积累，温州人排名前列次闻到了金钱的血腥。

丨“八大王”之一胡金林接待国家领导人

1982年，国务院两次发文要求打击“投机倒把”、“扰乱经济秩序”行为，温州柳市的“八大王”被列为重大经济犯罪分子、全国重点打击对象，私营个体户风声鹤唳、鸡飞狗跳。

经济整肃让地方的民营经济噤若寒蝉，但历史从来浩荡向前。

|《温州一家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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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人的惊世创举

1981年6月18日，温州南部鳌江流域的平阳县，一分为二成平阳和苍南两县。

新设立的苍南县，除了几家小酒厂外没有一家像样的工厂，国有商业除人员、财物一分为二外，其余固定资产全部留在平阳县，一切要从零开始。

1983年10月，苍南设立龙港镇的第二年，宣布在龙港实行“户籍改革”、土地“有偿使用”、大力发展“个私经济”等改革，提出了“地不分南北、人不分东西”，最吸引人的口号是“欢迎农民进城开店办厂”。凡在龙港镇购地建房、经商办企业的农民都可以自理口粮迁户口进城，这是当时全国排名前列个实行户籍制度改革的大胆创举。

丨1984年，陈定模和同事们研究龙港新城的建设

面对花钱买地造房的机会，去龙港信用社交钱的农民把柜台都挤垮了，一捆捆的钞票堆成了山。

凭借一张规划图纸和两张皮（地皮和嘴皮），龙港唱的“空城计”竟然集资了1.2亿元。 “渔村”农民自费造城的惊世创举，硬生生地造就了“中国排名前列座农民城”。

丨如今的龙港

温州，是一个铁路、机场、大桥、道路、大学甚至体育馆都要地方民间筹钱的城市。可以说，当年除了勇气和眼力外，温州人几乎一无所有。

1990年温州要造机场，中央不批准，急切想“飞起来”的温州老板先斩后奏，掏出占总投资额80%的9000万元，建造中国排名前列个以民间集资为主的机场。

有了机场就要有航线，航空公司不开，一个叫王均瑶的农民购销员走进民航局，“胆大包天”开出国内排名前列条私人包机航线。

| 1991年，王均瑶成立全国排名前列家私人包机公司

1994年，建城市体育馆资金出现缺口，温州市政府以投资5万元即可获得前排“贵宾席”座位终身享有权的思路，一下就从民间“借”到了上千万元。

1998年，在温州籍学者南怀瑾先生筹资下，中国排名前列条由香港、地方和铁道部三方合资兴建，全长251公里贯穿浙西南山区的“金温铁路”开通。

温州民间力量，在国家投资严重匮乏、国有经济脆弱无力的情况下，足以用“蔚为壮观”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这种“民办、民营、民有、民享”的做法都没有预谋、没有策划，完全是现实境况造成了变革的自发压力。

你可以在温州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嗅到这股奇异的能量气息。在浙江乃至新中国的改革史上，温州向我们展示了太多的“排名前列”，太多的“奇迹”：

中国排名前列份私人工商执照；

中国排名前列个探索“挂户经营”；

中国排名前列批股份制合作企业；

中国排名前列个私人钱庄；

中国排名前列个实行金融浮动利率改革；

中国排名前列个制定私营企业条例；

中国排名前列个实行全社会养老保险；

中国排名前列个跨国农业公司；

中国排名前列家无区域限制的民营财团；

中国排名前列起农民告县长案；

中国排名前列个成立个体私营联合党委；

……

“敢为天下先”的温州人创造了这些温州“奇迹”。

这里还必须赞赏温州乃至浙江省主管一方的政府官员，他们较早意识到千百万民众脱贫致富的朴素愿望，而政府可供运作的资源有限，因此允许打破常规、放手探索、“无为而治”承担一点风险，让民众为摆脱窘况“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是实事求是的执政选择，对当政者来说也是巨大的考验。

|《温州一家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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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炒房团的崛起

时至今日，温州人的“狡黠”依然令人困惑，我们已经很难对温州人的财富积累过程做出二分对错的论断。他们就像是一群被贫困逼迫下抢先登上险滩的群蚁，眼前既没有路，也没有路标。

但他们从贫困的起点出发，带着生生不息追逐财富的渴望，进入了21世纪。

谁都没有料到，擅于做来料加工、小家电、打火机、服装、制鞋的温州人，竟然会靠炒房狠狠地掘了一桶金。

丨温州炒房团

成千上万的温州乡亲扛着现金，组成炒房团浩浩荡荡地从温州出发，呼啸着席卷了杭州、上海、北京甚至香港的楼盘销售处。

忽然间，温州人“买房如买菜”的传闻不断在坊间流传：

上海陆家嘴102套住宅3天之内被温州人一抢而空；

温州神秘女子用900万“私房钱”买下上海某先进小区三套别墅；

温州某炒家购房无数，腰上挂满了几十把钥匙，而房子具体在哪都没见过……

“温州炒房团”作为一个新生经济学名词，成为中国房地产资本时代到来的象征，所过之处，寸房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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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噪一时的温州模式

当炒房团还未偃旗息鼓的时候，“炒煤团”再次将温州推到风口浪尖。一个在当时盛传的说法是，温州资本一度掌控了山西60%的小煤矿，年产煤炭8000万吨，占山西省煤炭总产量的1/5、全国的1/20，足以影响全国煤价的涨跌。

除了山西，温州人又大规模转向新疆，炒棉花、炒油井；到贵州炒矿产，到宁德、镇江炒出租车经营权……

温州，上世纪80年代是“妖”，90年代成了“神”，进入21世纪又变成了“魔”，让中国如此神魂颠倒。

丨温州

在疯狂的资本投资热潮下，温州人错过了较好的转型机会，服装、皮鞋、箱包和打火机依然是温州制造的重点，沿海其他城市创造的经济增长“奇迹”在温州没有出现，名噪一时的“温州模式”遇到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尴尬。

没有人永远能够始终保持百米冲刺，温州当然也会遭遇新的挑战和阶段性困局，但只要春风乍起，便又是一片灿烂。

这片资源稀缺的土地提出了把“温州人经济”转化为温州经济的战略设想。起始于2003年，每五年举办一次的世界温州人大会，意在加强与海内外温州人的联谊交流外，动员在外温商回乡创业、回归实体、回迁总部。

| 瓯江口

与此同时，为了缓解可用土地极少的局面，温州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填海规模较大的城市，高于深圳。

尤其是2011年国家批准的“瓯飞工程”，造地面积达49万亩，相当于320平方公里，是温州建成区面积的1.64倍。

这个国内较大的单体填海工程，使温州的城市框架从“瓯江时代”跨向了“东海时代”。

丨温州

换言之，今天的温州最值得思考的已不是如何继续富起来或富下去的问题，而是如何为未来留下成长和可塑的空间。

改变，绝非一朝一夕之事。但对温州来说，在少有的大变革时代，一切“奇迹”皆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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