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中卿:房地产市场过度金融化影响国民经济内部良性循环

3月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下称规划纲要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发布。其中，“构建新发展格局”成为今年两会上备受关注的热点话题。“十四五”时期构建新发展格局该如何破局？其路径选择的内在逻辑又是什么？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中卿在接受专访时表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十四五”时期最主要的工作任务，需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需求侧管理，培育完整内需体系。

同时，依托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强化国内大循环主导作用，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新发展格局明确了“十四五”规划的路径选择

规划纲要草案共19篇、65章，作为指导今后5年及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三新”主线贯穿全文，鲜明彰显高质量发展的主题。请介绍一下“三新”之间的相互关系？

尹中卿：新发展阶段明确了“十四五”规划的历史方位，新发展理念明确了“十四五”规划的灵魂和行动指南，新发展格局明确了“十四五”规划的路径选择。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十四五”时期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是编制和实施“十四五”规划纲要的重中之重。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种市场，很快成为了全球排名前列制造业大国。

如今，随着国际形势变化，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美西方国家对我国采取政治上打压、军事上施压、外交上攻击、经济上限制、科技上封锁等措施，限制人员交流，封锁研发合作渠道，禁止对中国高技术转让和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中国对外高科技投资，产业链面临脱钩，供应链面临断裂，创新链面临博弈，价值链面临重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价值链呈现本土化、就近化、区域化、多元化。此前，中国利用比较便宜的劳动力、土地、能源等要素，进行招商引资，把外国资本及跨国公司引进来，然后将国内制造的产品销售到全球各地，2006年前后，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达到60%至70%，为当时中国GDP做出了很大贡献。相较于早年，如今的中国经济已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现在还要继续进行这样‘大进大出’，显然难以为继。

构建新发展格局为解决结构性、体制性和周期性矛盾开拓了新的路径

在你看来，“十四五”时期应如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尹中卿：构建新发展格局，包括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为解决长期存在的结构性、体制性和周期性相互交织的矛盾和问题开拓了新的路径。首先，畅通国内大循环。立足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依托强大国内市场和贸易强国建设，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强化数字赋能，升级消费平台，完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提高流通效率。其次，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建设消费和投资需求旺盛的强大国内市场。顺应消费升级趋势，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发展服务消费，释放消费潜力。最后，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推动进出口协同发展，传统跨境物流渠道，促进贸易投资融合发展，提高国际双向投资水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加快培育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畅通国内大循环需要处理好四对关系

要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国内大循环是关键的一步。在你看来，具体应该怎么做？

尹中卿：畅通国内大循环并不仅仅是扩大国内消费，还要处理好四对关系。

一是要处理好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关系。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比较重视需求侧管理。经济增长一遇到下行压力，往往相关通过刺激需求。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们推出了4万亿刺激计划，通过扩大需求，包括扩大政府直接投资，推行消费补贴特别是汽车、家电购置补贴、摩托车下乡等，结果造成大量的产能过剩，但高端产品无法满足，居民要么持币待购，要么购买国外商品，大量的消费需求转到国外。实践证明，仅靠刺激需求，解决不了经济增长动力减弱的问题。近几年来，中央不断强调要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7年提出“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2018年提出“破、立、降”(破除无效供给、培育新动能、降低实体经济成本)；2019年又提出“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提升产业链水平、畅通经济循环)。从结果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实解决供给侧存在的突出问题，从总体上提高了供给效率。但是回过头来看，实体经济和企业仍然面临很多困难。如果不考虑需求侧，供给侧与需求侧还是难以畅通起来。

二是要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这主要集中在实体经济与金融、房地产的关系方面。比如，金融本来是经济的血液，要向实体经济服务。

长期以来，一些金融行业、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脱实向虚，国家推出的有关货币、流动性、社会融资等政策，很难进入到中小微企业，金融自我循环占用了大量资源。再比如，房地产建设属于实体经济，而房地产开发就属于虚拟经济。近些年来，房地产开发占用大量资源，房地产市场过度金融化，影响资源配置，影响国民经济内部良性循环。三是处理好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之间的关系。供给侧是生产，生产需要流通。长期以来，我们对于分配和消费还不够重视。分配特别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无论是一次分配，还是二次分配、三次分配，都直接影响居民的收入。

收入必然影响到消费，而消费对生产、流通又具有拉动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不仅要重视生产、流通环节，也要重视分配、消费环节，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四是处理好国家、企业和居民家庭之间的关系。国家层面，需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比如分税制本来要解决财政收支中，中央占比过低、地方占比过高的问题，经过十几年财税改革，我们现在是中央财政占比过高，地方占比太低。目前地方政府的财力与支出责任不匹配。分税制改革后，特别是在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取消之后，地方县区税收能力比较弱，承担开支责任过多过重。去年中央专门拿出来2万亿元直达县区，用于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此外，国家与企业、居民的关系也值得重视。近几年来，从整体来看，大量的减税降费更多是让利给企业，没有直接让利给居民。2020年全年为市场主体减负超过2.6万亿元，国家掏的是真金白银，但许多企业把这些相应资金用于研发投资了吗？用于增加用工、提高工资了吗？这不好说。我并不否定直接救助企业，但在救助企业时，要让资金真正能产生作用、产生相应的效果，否则还不如直接向居民发钱，比如对受疫情严重影响的密切接触生活性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定向发放补助。同时，还要下决心解决城乡、区域、群体之间的分化问题。

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撑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创新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支撑。对此你有何建议？

尹中卿：我认为应该加强产业基础能力建设，推动实现产业基础高级化转型。首先要补短板。结合扩大市场需求来实施工业强基工程，重点选择工业母机、高端芯片、基础软件、发动机等产业薄弱环节组织上下游企业技术合作攻关。加大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为自主创新产品应用创造良好市场环境。其次要锻长板。立足中国产业规模和配套优势，在产业链条较长、规模生产优势明显、响应速度要求较高等领域精耕细作，壮大优势产业链供应链。在机电、纺织服装、高铁等相对优势领域，鼓励加强技术研发和产品推广，巩固和扩大优势产业地位，提高发展效益和效率。第三要强基础。加强前瞻性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强化源头技术供给，在更多领域跻身国际先进行列。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供应链安全，优化基础研究支出结构，着力解决共性理论和核心科学问题。强化创新过程中的市场需求导向和企业的主体作用，增强市场主体的创新动力。

最后要提质量。在财税政策上适度对制造业予以倾斜，加大企业研发投入、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力度，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增强高质量标准供给能力，完善质量监管体系，加大假冒伪劣产品打击力度。进一步巩固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和支柱地位，保持和发展好完整产业体系，在重点产业领域形成完整而有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

把调整优化产业链供应链布局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紧扣产业链供应链部署创新链，不断提升科技支撑能力”，强调产业链供应链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增强产业链自主水平和可控力方面，你有何建议？

尹中卿：在提高产业链自主水平方面，要用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组织实施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重大科技任务，系统谋划重点领域的重大项目布局，整合全国创新资源，落实好攻关任务“揭榜挂帅”机制，逐个攻克“卡脖子”难题。重点发展数字经济、互联网经济、新一代信息技术、机器人技术、航空航天、高铁、绿色能源、生物医药、新材料，形成核心竞争力。在增强产业链可控能力方面，要充分发挥中国全球规模较大、较具成长性的国内市场优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在国计民生关键领域形成服务国内市场为主的、较为完整的产业生态链条。

逐步打破内需外需、内贸外贸的生产和消费壁垒，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围绕中国市场进行配置，应对和规避日益严重的产业链脱钩、供应链中断等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