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四发生的事,将会和1亿人的未来有关!

“杭州西湖区，一年交社保的秒杀房（面积39.46平），只要82万（相当于每平米2万出头）。”这是杭州链家网上的一条消息。

而这一小区目前的挂牌二手房价格多在2.6万/平-3.1万/平之间。在同一小区还有比这套二手房面积小得多的1居室，只有33.82平米，但总价却要90万元。

之前的11月10日，杭州进一步收紧了限购措施，限制非户籍家庭购买第二套住房，在杭州要买1套房子，需要缴纳一年社保，而且不能补缴。在这一系列措施出台后，杭州的二手房市场开始有这样的“特价房”对外挂牌。

二线城市＝10个北京和上海

人们奇怪，明明杭州在中秋节后和10月初已经出台了调控政策，为何还要进一步发布加强版的限购。而且，10月杭州房价的涨幅环比上涨2.99%和9月的5.1%相比，涨幅已经收窄不少。

透明售房研究院统计显示,10月杭州全市新房共成交2.05万套,较9月减少25%,为今年3月份以来月度成交量倒数第二位,仅略高于8月。

新加坡《联合早报》11月11日报道，帮助我们了解到杭州收紧限购背后的可能用意。

报道称，很多年轻人从“北上广”逃离至此，希望过上低成本的“慢生活”。可现在情况似乎变了，尤其对于很多谈婚论嫁的人来说，他们不得不直面高房价的严峻现实，选择逃离二线城市。

然而，让更多人口流向二线城市，恰是“十三五”期间，中国城市发展的国家战略。

去年底，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智库重庆论坛上解读“十三五”规划建议时表示，中国出现世界上少有的特大型城市原因之一就是，面向全国的服务性功能过度集中在一两个城市。

他说，中国要解决北京这样特大城市存在的城市病，需要再有十个类似北京这样的中心城市才行。中心城市是一个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核心载体，也是服务周边的主力军。小城市产业链不完整，对行业没有集聚效应，无法形成竞争优势，不能够带动区域发展。因此要坚持区域协调发展，拓展中心城市发展空间，在薄弱领域中增强发展后劲。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牛凤瑞在接受《排名前列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在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着以中小城市为主的分散型的城市化和以大城市为主的集中型城市化两种思路。中国的人口基数大、密度大，耕地面积少，因此走集中型城市化的道路是更为理性而必然的选择。

由于北上广深的人口规模过于集中，牛凤瑞当时认为，二线城市可能会成为城镇化的主力。在很多城市，二线城市的人口在五六百万，离北京、上海的距离还非常远，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以上海去年的GDP总量接近2.5万亿计算，如果再新增十个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那么全国特大城市的GDP总量，会占到全国的接近一半。事实上，广州、深圳、天津、重庆、苏州、武汉、成都和杭州的GDP总量已经达到1—2万之间。发展出类似上海、北京这样的超级城市指日可待。

之前，《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提出，“十三五”期间，城乡区域间户籍迁移壁垒加速破除，配套政策体系进一步健全，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年均转户1300万人以上。到2020年，全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45%，各地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比2013年缩小2个百分点以上。

上述《通知》暗示，二线城市会是这些农村人口落户的主要城市。根据《通知》，除极少数超大城市外，全面放宽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条件。省会及以下城市要全面放开对高校毕业生、技术工人、职业院校毕业生、留学归国人员的落户限制。然而，《联合早报》所报道的，年轻人因为高房价选择逃离二线城市，选择去三四线城市，甚至农村老家生活的现象，却和国家正在推进的人的城镇化背道而驰。

抑制二线城市房价：才能确保中国经济的全球竞争力

不仅人的城镇化，需要一个相对低廉，不快速上涨，甚至可能有一定下跌的二线城市房价；保证中国的全球竞争力，也需要二线城市的房价能够平稳，不快速上涨。

《华夏时报》的报道就称，居高不下的房价，不断走高的物价，影响的已经不仅仅是普通百姓，高科技企业也开始受到波及,甚至阿里巴巴在各自公司内部为员工提供免息借款购房贷款，而为了企业能有更长远的发展，一些先知先觉的企业开始悄然布局二线城市，就是一例。

高级执行副总裁兼无线业务系统总裁刘成敏对表示，一线城市确实门槛挺高的，招的都是年轻人，在北京，深圳等一线城市让给买一个房子这个不现实，就把一线城市很多好项目放在二线城市去，这样既把员工留住了也能招来人。

目前已经在武汉、成都、合肥、大连等地建设了无线互联网技术研发中心，为将来在无线互联网上的发展进行了战略布局，几大研发中心也在紧急招募人才。

高科技公司尚且如此，人力成本占营收比例更高的制造类企业、普通服务类企业、就更迫切希望抑制房价快速上涨。

苏州市统计局今年一季度对苏州市服务业的调研数据显示，服务业收入尽管一季度增收了12%，但利润却反而下滑了。犹豫劳动力成本不断增加等因素影响，服务业企业成本费用持续上升，企业运营压力加大，经营效益不理想。一季度，全市规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10.9%，而营业成本同比增长12.8%，超过收入增幅1.9个百分点。其中，应付职工薪酬 同比增长7.7%。

而苏州市对制造业和以制造业为主体的新兴产业调研也发现，2015年苏州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研发 （技术）人员大幅减少，制造类企业需要牺牲利润，提高管理人员待遇来留住人才等一系列问题。这些调查虽然并没有强调，人才的薪酬要求提高，和高房价有关。但高房价推动了企业用工成本上升，却是毋庸置疑的。

江苏企业家郑泽山曾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说，实体经济是中国的立国之本，中国离不开实体经济。如果房地产价格太高，会造成实体（企业）没办法生存下去，一旦房地产价格太高，工人会承受不了这个房价，成本又都会间接地落在实体经济上。”

在过去几年的全国量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就一直吐槽高房价，现在大学生毕业月收入四五千块钱我看是比较普遍的，这还算比较高的呢，有的地方还达不到这个标准。那他大学毕业后是不是要成家立业？他没有房子怎么成家立业？每个人总归是要成家的，生活成本又那么高，连住房都住不起，这样的话他的工作怎么能安心呢？

他认为，真正要肩负中华民族复兴重担的是80后、90后这批人。他们还是有水平的，敢想、敢做，责任心也高。如果不让a他们安心工作的话，对今后的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都会有负面影响。

而对一线城市来说，人口总量的限制，以房控人的思路，都决定了一线城市不可能提供年轻人相对低廉的房价。要想有效地保证中国地全球竞争力，不因为高房价迅速下滑，就只能依靠二线城市。

在某种意义上，抑制二线城市的房价高起，会是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关键战役。只要能够抑制二线城市房价的快速上涨，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不会是太大的问题。

从这点看，维持二线城市较低的房价涨幅，很可能是长期的。